1953年7月27日，抗美援朝战争终于结束。28日，40军作为停战后第一批回国部队相继向鸭绿江开进，29日，第一副军长邓岳随军部机关乘汽车返程回国，8月1日抵达辽宁黑山。之后，军部驻扎在锦州市区，40军转入了革命化、正规化、现代化的和平建军时期。

不久，军长温玉成带职进南京军事学院学习，第一副军长邓岳代行军长职责。战将邓岳是一位极有个性，富有传奇性的将领。

邓岳原名邓述金，出生于大别山下湖北麻城乘马岗乡一个尚武的小山村：邓家洼。邓岳自幼家境贫寒，只在私塾读了两年半书，连一部《千字文》都背不下来，有空就往武术场跑。

10岁那年，邓家连遭不幸，先是母亲病逝，接着父亲身亡，邓岳和一弟一妹三人靠伯父养活。一年之后，弟妹二人又被天花夺去生命。短短两年之间，邓岳就成了孤儿。时为1928年。

也就是这个时候，乘马岗乡农民运动风起云涌。11岁时，邓岳参加童子团，站岗放哨，1930年，他拿着麻城县独立团一位侦察员的字条，步行30里，来到独立团驻地，参加红军，先是当战士，后当连长的传令兵。红军到达川北根据地后，他又当了274团团长秦基伟的警卫员。

十年特殊时期，秘书为邓岳司令员整理一份个人材料，其中，写到他参加革命的动机是“为了解放全中国，解放全人类”。

邓岳看了后说：“不对，我11岁参加童子团，13岁参加红军，当时还是个娃娃，虽然稍懂点革命道理，但根本没到这个程度，要说真正的动机，最主要的还是为了糊口、活命。”

秘书说：“别人都是这样说的，像您那样说能行吗？”

“怎么不行？就这样写，作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者，对党要忠诚老实嘛。别人爱咋写咋写，我们管不了，我的，你就就这样写。”

这就是邓岳，一个纯粹的革命者，一个实事求是的人。

在鄂豫皖边区时期，红四方面军由于战斗频繁，伤亡很大，尤其是连、排干部更换很快，邓岳参加红军不到三年，就成了“老资格”。1933年，16岁的邓岳第一次当上了红73师276团3连连长。孰料，连长没当几天就险些丧了命。

此时正值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“围剿”。11月中旬某日黄昏，红四方面军主力向东转移，邓岳奉命率部于广水东南一地阻击敌人。当邓岳率部进入阵地后，国军马上发起总攻，先是一个排的兵力，逐渐增兵至两个营。

面对国民党军队的重兵攻击，邓岳毫不畏惧，他指挥部队浴血搏杀，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内，打退了国军连续5次进攻。

最后，阵地虽保住了，上级却认为邓岳执行不力，要将其枪决。

此时邓岳腿上已两三处负伤，但还是被执法人员押送去刑场。这时候，迎面来了几位骑马的人员，其中一位首长模样的人问道：“这位同志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把他绑着？”

押送邓岳的战士上前敬了个礼，详细述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首长听完报告后，立即跳下马背，仔细地打量着邓岳。

在询问了邓岳的具体情况后，首长思考了一回，便对两名押送的战士说道：“这位同志交给我处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”

押送战士狐疑地看着这位首长，并未搭话。首长笑道：“你俩回去和你们团长说下，我叫做詹才芳，至于这位同志嘛，就由我带走了。”

首长正是詹才芳，当时的职务是红9军军政委。

就这样，在詹才芳的营救下，邓岳虽然不能当连长了，但却成功逃过一劫，不久，邓岳进入红九军中，成了詹才芳政委的警卫员。

1940年4月上旬的一天，冀南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易品良和副参谋长邓岳等4人，在一座用作临时指挥部的庙里，一面吃着早饭，一面研究工作。突然西南的小高村一带传来一阵枪声。

小高村除驻有分区机关外，还有许多妇女和儿童。邓岳立即跨上战马，向小高村奔去。

这股日军大约有二三十人人，因为道路崎岖难行，他们把汽车停在了道路边，步行朝着村子走了过来。邓岳仔细观察了下，发现他们似乎毫无戒备，也没带武器。邓岳一见大喜：“灭了他们！”

然后，邓岳下令道：“李连长，以一个排的兵力，毁掉他的汽车，其余所有同志准备伏击。”

邓岳到冀南近一年来，虽然几乎天天与敌人周旋，但大多都是与伪军或国民党顽军打交道，真正与日军交战的时候很少，这在邓岳心里总存着不少的遗憾。

这次，机会终于来了。但各分区部队多是从地方游击队和民兵改编的，没参加过正规战斗，经验不足。按照邓岳的布置，部队分头行动，打伏击人员分两路向敌人包抄过去。

这股日军越来越近，连说话声都听得清楚。因为道路坑洼不平，日军跳来蹦去不成队形，步枪均在肩上背着，完全是无备而来。伏在旁边的李连长轻声地问：“打吧？”

“再等等，放近些。”邓岳刚说完，突然响了一枪，有位战士的枪走火了。邓岳脸色铁青，不打也得打了，赶紧喊“打”。两面同时开火，但那声枪响给敌人报了信，他们立即伏在地上，对射起来。

尽管伏击人数多于敌人，但武器落后，除20余支“汉阳造”外，都是一些老套筒、土铳和大刀、镖枪。邓岳喊道：“靠近投手榴弹！”一排手榴弹投出后，敌人开始撤退。

但日军绝非伪军，撤退时并不慌乱，有秩序地接替撤退，这给追击造成一定阻力。最后，敌人丢下七八个伤亡残兵，登车逃向县城。

邓岳本来想痛痛快快打个伏击战，没想到只消灭七八个日本人，让大部分敌人跑掉了，对那名因紧张提前开火的战士很生气。战后，他的心里很压抑，最后找到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，几番软磨硬泡，终于调到了正规部队：八路军129师新4旅10团担任团参谋长。

爱打仗，爱打大仗，是邓岳的个性。

在解放战争的东北战场时，据说，被称为“旋风部队”的第三纵队，无论是程世才担纲，还是韩先楚领衔时，都遇到过同样一个难题，那就是每次部署作战任务时，他们都不得不煞费苦心寻找一些理由，来向手下三个师长证明自己任务分配的合理性。

为什么呢？

原因说起来令人忍俊不禁。在三纵，三名师长平时的关系非常好，好到可以穿一条裤子那种程度。但一到分配作战任务时，三位师长马上剑拔弩张，为了获得任务争得面红耳赤，甚至大打出手。原因无他，只因为大家都想打主攻，都想当先锋。

但是，几人之中，邓岳师长最能争、最能抢，争起来简直是“不择手段”。与邓岳同期任师长的徐国夫后来这样评价他说：“邓岳同志确实有英雄主义倾向，但那是革命的英雄主义。”

1946年10月的西丰之战，是邓岳在担任7师师长后指挥的第一次战斗。

7师是三纵的主力师，攻坚作战的主攻任务理应由主力师承担。然而纵队首长却将主攻任务交给了9师。当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解方宣布完作战任务后，邓岳愣住了：“7师的任务是什么？”

“9师主攻西丰县城，7师、8师负责阻击增援之敌。”解方参谋长解释道。

听到此话后，直至会议结束，邓岳一言未发。散会时，他气呼呼地离开会场。纵队政委罗舜初喊他：“邓岳，你停一下！”他也装作没听见，骑上战马便出了院门。

结果，此战虽然是阻击战，但邓岳硬是把国民党52军的“英雄师”打得落花流水。

对于邓岳的“个人英雄主义”，师作战科副科长尹灿贞后来说：“都知道邓岳师长作战勇敢，英雄主义，其实我们这些跟随他多年的参谋人员都感到，他指挥上的清醒、理智、果断一点都不比他的勇敢逊色。”

邓岳的“英雄主义”并不是蛮干，他打仗清醒得很。

1948年一月，东野以4个纵队的兵力，在辽西包围了国军新编第5军，我军以二纵、三纵担任总攻，第7师则从西南方向发动攻击。

一月七日，第七师直扑攻打温家台，向国军发起进攻。第20团1营1连3排副排长李成锋，指挥三个班勇往直前，却被敌人布置在一所庭院中的两挺机枪挡住了。

李成锋灵机一动，计上心来，他派两个班继续佯攻，自己指挥一个班从背后杀入了庭院，先是一阵手榴弹攻势，然后突然闯入门内，大喊道：“全部举起手来，缴枪不杀！”

庭院内有十余名国军，其中一个身材矮胖的中年男人道：“不要开枪，我投降，我跟你们走。”

“你是何人？”

“我是军长陈临达。”

李成锋兴奋地跳了起来，一不留神，竟然抓住了一条大鱼！

大家押着陈临达和他手下的两个师长，满载而归。邓岳得知俘虏了敌人的军长，大喜，马上传下命令：“快！赶紧把陈临达给我押到师部。”

就是这时，意外发生了。

二纵第5师恰好赶到，他们先是对三纵“吃独食”表达了不满，然后不顾大家的解释，强行把陈临达“截胡”。

邓岳得知后，怒不可遏：“钟伟，真有你的，你这是明抢啊！竟然欺负到我邓岳头上来了绝对不行！”邓岳马上点起人马，当场就要去抢陈临达。

邓岳如此冲动，谁也拦不住，后来，还是司令员韩先楚硬把他压下来：“邓岳，你不准胡来，这是命令。”

但这口气一直憋在邓岳心里，只要是上级首长，他见谁跟谁说。辽沈战役结束，林总召集全体指战员召开战后总结会议，邓岳刚进入会场，就一把揪住钟伟，问道：“钟疯子，陈临达是我们师抓的，你为何要抢我的俘虏。”

钟伟做出一副疑惑不解的样子，问道：“什么俘虏？”

“别装蒜，讲，为什么要抢陈临达？”邓岳对钟伟怒目而视。

钟伟虽然外号叫“钟疯子”，却并非真的疯子，当时他已经升任纵队司令了，但他知道自己理亏，也深知邓岳的火爆脾气，当即赔笑道：“邓岳同志，大家都是革命的队伍，你抓的俘虏，那不就是我抓的俘虏吗？陈临达是个大反动派，大家谁都想抓嘛。是我的错，我在这里向您赔礼道歉！”

这才化解了邓岳心中的芥蒂，免去了一场龙争虎斗。

在朝鲜战争中，118师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枪，师长邓岳说：“南朝鲜的部队没啥打头，一打就散；跟美军打，那才叫过瘾呢。”

在朝鲜作战时，邓岳师长除了睡觉休息外，其他时间大部分都是看图。五次战役以前，军部的勤务员吴家民随身携带装着地图的皮筒，如警卫员一般终日不离左右，行军时紧随其后，设定指挥所，他第一个把作战地图挂起来，机灵、敏捷，不敢稍有迟疑。不久，他被邓岳亲自点名，当上了他的警卫员。

1951年4月，在第五次战役中，40军负责劈开金化、加平一线，军长温玉成把主攻交给了邓岳的118师。

前卫354团突破正面伪6师前出20华里，突然发现敌军不是伪军，而是重型坦克装备的英27旅。

原来，英27旅两天前奉命由春川调往抱川，东线人民军发起牵制性攻击后，该旅又调回春川，结果，志愿军在中线和西线同时发起攻击，西线美伪军后撤，又令东线各部西援，英27旅再次返回西援。

几天之内，这个英国的部队拉锯般来回折腾了两三趟，虽说安全调动，都是机械化行军，但对上司的做法还是抱怨不满。23日下午，先头部队抵达加平，按上级要求本应继续前进，但因官兵充满了不满情绪，故消极懈怠、不愿赶路，提前就地宿了营。

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这群大英帝国的绅士们不迟不缓正撞到邓岳118师的枪口上。邓岳立即决定打，下令：“354团把公路卡死，把353团调上去。”

结果，118师发起强大攻击，英27旅在加平惨遭厄运、几乎全军覆没。战后一名被俘的中校军官有些不服气，对邓岳说：“倘若我们正常前进而不提前宿营，就不可能在加平遭遇了，那样我们就不会失败。”

邓岳笑着说：“你要是不在这停住，我们打谁去呀！”

但邓岳的118师受到英军重型坦克围攻，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，仅354团就伤亡千余人。

战后，邓岳晋升为40军副军长兼参谋长。

1953年7月27日，美军被迫在停战协议上签字，次日，40军各部相继开赴鸭绿江回国。第一副军长邓岳虽然代行军长职责，但这个家并不好当。

此时国家百废待兴，40军回国后，连营房都没有，必须自己解决。在团以上干部会上，大家摆了一大堆困难，若是在以往，邓岳可能要发脾气，但是他这次没有，反而说：同志们，面包总会有的，房子也会有的。

“现在借住民房，房子怎么总会有呢？”有人说。

“上级命令我们自己去建设，我们要边准备打仗边自建营房，几个月后房子不是有了吗？”邓岳说。

40军于是自力更生开始自建营房。

全军将士白手起家，热火朝天一春一夏，终于把一幢幢营房建起来了。后来，邓岳看《创业》电影时，深有感触地说：“跟我们当年建营房差不多嘛。”

1958年，邓岳也进入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，并且一学就是两年。接到入学通知时，他不愿意去学习，还对领导说：“学习？学个啥？打了20多年的仗，还用学吗？”

进了校门后，不爱读书的他学着学着，谁知就进入了角色，并且大有收获，之后不仅白天听课，晚上还点灯熬油，自学到深夜。

一次回家后，他忍不住对妻子韩君说：“你别说，打了20多年的仗，看起来有些事还真没整明白，这两年学，不白上哎。”

妻子笑着说他：“你以为当了将军就了不得了，将军也是大老粗将军。”

邓岳自从上了军事学院后，懂得文化的奥秘，爱上了读书，一生没改变。离休之后，他不观光、不旅游，甚至家门也很少出，每日读书，《毛选》、《邓选》多遍通读，报刊社论更是篇篇不落；然后就是《参考消息》外加《战例研究》。

他的这副学习劲儿，几个在外当兵的儿女最害怕。每次探家之前，他们必先突击熟记当前曾发表的社论、要闻、大事件，以备父亲的随时提问。倘若稍有差误，便会引起严父的斥责。

进了军事学院，邓岳就常对人说：“喝墨水多少就是不一样。文化低的干部工作难处多。”他自己学不算，还支持下属学。团长赵久才也属于“工农干部”，写不了信，报纸也看不下来，几次找上级领导，想到军队院校学习学习。当时刚从朝鲜回国，部队正在营建施工，当团长的离开了确实不好办，所以有关部门一直没同意。赵团长心里一动，找到代军长的邓岳。

“想学习还不是好事，告诉他们，就说我批准啦，工作上的事我来调整。”邓岳一句话，赵久才团长高高兴兴进学堂了。

在沈阳，一次军区聘请一位苏联将军教官讲授战役法。标图时，别人都是自己标，邓岳不屑为此费神，说：“请作战参谋杜博代劳。”

苏联教官不高兴，第一个叫起邓岳做标图演示。

邓岳本来想按自己的路子说，但看看教官的脸色，再看看在场军区领导的神情，再对着下面坐了一屋的同事挤眉弄眼，对着沙盘讲述起来。

讲完了，苏联教官面露喜色，伸出了大拇指。邓岳却回过头对下面的人小声说：“瞎掰一通，别当真。”

1955年授衔时，邓岳被授予少将军衔。授勋时，邓岳荣获二级八一勋章、二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。这三枚沉甸甸的勋章，印证着邓岳的赫赫战功。

2000年4月10日，邓岳在沈阳病逝，享年82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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