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2年1月22日上午10点钟，萧红在香港满怀遗憾地离开了这个让人眷恋的人世。

临死之前，萧红曾经说过：

“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。”

因为是女孩，萧红从生下来就受到了父母亲的冷遇。

萧红的父亲是过继子，所以特别期望头胎是男孩。

同时萧红的降生，也给重男轻女的母亲不小的打击与压力。

在父母处，萧红没有得到应有的温暖与关爱。

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大家长，他从不苟言笑，更别说对幼小的萧红有任何温暖的举动了。

有一次，祖母过世，淘气的萧红头顶了一个大缸盖，踉踉跄跄地走到父亲面前。

父亲看到非常恼火，一脚就将她踢到地上。

母亲呢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又连生了三个男孩子。

加之祖母过世，家务缠身。她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照顾萧红。

萧红八岁时，母亲因病去世。

所以，萧红对母亲的印象非常淡薄。

童年的经历给萧红留下了深深的创伤，让她一辈子都困在原生家庭的阴影里。

而后她的三段失败的恋情又将她推入深渊。

萧红的悲剧其实就是那个时代女性悲剧的缩影。

她出生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，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，生长于封建男权之下。长大后又接受了新式的教育，成为了一个勇敢自由的女性主义者。

这种时间与文化的割裂，导致了萧红的悲剧衍生。

而她与王恩甲、萧军与端木蕻良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缘，更是造就一个伟大的新文化作家，与一个漂泊孤苦的女人。

萧红十三岁的时候就与汪恩甲定了婚约。

与汪恩甲见过几次面后，萧红对他的印象还不错。

但是，后来听说汪恩甲抽大烟，萧红对他的印象就一落千丈，于是她就萌生了退婚的念头。

单方面解除婚姻，在当时来说，是一件非常轰动的丑闻。

萧红的父亲以断绝她经济来源来逼她就范。

萧红是一个骨子里很倔强的女人，越是硬来越适得其反。

她和她的一个表哥私逃到了哈尔滨。

萧红追求独立自主的行为，将他的父亲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。

政府以他教女无方为名，降了他的职位。

汪家人也对她恨之入骨，将她归为行为不检点的女子一列。

为了反抗旧式家庭追求婚姻自主的举动，在旁人看来就成了大逆不道的荡妇行为。

表哥也受到了牵连，被家里断了经济，最后不得不向家里妥协。

萧红这时候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，挨饿受冻是家常便饭。

有一天夜里，她独自在街上游荡，看到青楼里昏黄的灯光，竟生发了对低贱卖笑女的艳羡之情——至少她们还有一个安身之所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身为小学教员的汪恩甲找到了她。

萧红与汪恩甲就住到了东兴顺旅馆。

她与汪恩甲的这段同居历史，在萧红的任何作品里都不见踪影。

汪恩甲这个人，在她的作品里也察无痕迹。

由此可见，汪恩甲以及与他的一段往事，都是萧红极力要抹去的一段黑历史。

选择与汪恩甲同居，实则是萧红在艰难处境下不得已而为之。

她不能理解，一个父亲对亲生女儿冷漠到如此地步。

父亲的不闻不问置她于生存的绝境，压迫着她使她不得不做出违背自己初衷的决定。

汪家人不能接受汪恩甲与萧红同居，由汪家大哥出面，强行带回了汪恩甲。

萧红一气之下，状告汪家人背弃盟约，逼人休妻。

这场官司在当地闹得沸沸扬扬。

萧红以为凭借汪恩甲对自己的爱，完全可以胜诉。

只要胜诉，不仅能挽回颜面，还能得到家人的谅解，夺回属于自己那一份嫁妆。

就在萧红踌躇满志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

汪恩甲当庭反戈，主动提出要和萧红解除婚约。

这下，萧红成了老家最大的笑话。父亲一气之下将萧红从族谱除名。

萧红灰溜溜地回到东兴顺旅馆，汪恩甲随后也赶了过来。

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哄得萧红继续与他同居，并且还怀了孕。

就在孕期的第五个月，汪恩甲出走了，从此再也没有出现，连带整个汪家人也全部人间蒸发。

这一年，萧红只有二十岁。

这时，她面临的困境不再只是挨饿受冻，还要承担做母亲的责任，和汪恩甲欠下旅馆的六百块房费。

因为是女人，她从小被忽视；因为是女人，她无处谋生，只能依靠家庭与男人的救济。

而当家庭和男人都抛弃她的时候，能够救她只有命运了。

命运将萧军送到了萧红面前。

萧红欠了钱，旅馆老板将她赶到杂物房，并威胁她要将她卖到妓馆去。

自尊心强的萧红不愿向父亲求救，如果她向家里求救，要么是回家做一个任人摆布的家庭妇女，要么是被置之不理，再次感受原生家庭加之于身的刻骨冰凉。

不愿遭人白眼的萧红，决定要自己的力量一搏。

她写信到报馆求救。

报馆委派萧军去探明情况，这就有两萧的第一次会面。

第一次见面，萧军就为萧红的才情所折服。

他看着眼前这个狼狈不堪的女人，顿时萌发了一股强烈的保护欲。

尽管此时他也自身难保，朝不保夕。

第二天，萧军又敲开了萧红的房门。两人发生了关系，开始了长达6年漫长的情感纠葛。

两萧恋情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。

在恶劣的处境里，萧红迫不及待地需要有人能救她出水活，萧军就在这个时候充当了救世主地角色。

萧红就像一个溺水者，迫切地抓住了一根稻草。

女性骨子里对爱情充满了浪漫的幻想，汪恩甲的消失，让萧红不再相信软弱的书生。

萧军尚武，强壮有力，与人搏斗，歹人不敢近身。

但是，萧军还是固守着旧社会的那一套传统——人不风流枉少年。

萧红则是爱情至上者，她将萧军视为唯一。

但是，在萧军看来，萧红只是他若干情人中的一个。

他向萧红坦言自己的爱情观：

“爱便爱，不爱便丢开。”

当萧红追问丢不开怎么办的时候，他爽朗地回答：

“丢不开，便任他丢不开。”

爱情观的失衡，为两萧的悲剧埋下了隐患。

当两人凭借小说在上海小有名气，生活得到改善后，两人的感情却出现了裂痕。

首先是因为萧军的风流，他与多名女子保持着暧昧的关系。

这让萧红苦不堪言。

其次是因为萧军的大男子主义与莫名其妙的自尊心。

在文学成就上，萧军自认为高出萧红。可是，身边的朋友都认为萧红是天赋型作家，而萧军是努力型的。

在天赋面前，努力一文不值。

这深深刺痛了萧军，也是两人爆发激烈矛盾的根源。

最关键的是因为萧红自我意识的觉醒。

在最潦倒的时候，萧红是完全依赖着萧军，萧军则非常享受这种依赖。

当萧红的作品渐渐得到大家的认可，她强烈的自主意识开始觉醒。

她不满足依附萧军，而是要开辟出自己的文学道路，两人时常爆发激烈的争吵，萧军甚至会动手。

萧红曾经写过一首诗来抒发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苦闷心境：

“往日的爱人，为我遮蔽暴风雨，而今他变成暴风雨！让我怎来抵抗？敌人的攻击，爱人的伤悼。”

尽管彼此带给对方伤害，但是萧红仍然是深爱着萧军。

但是，萧军已经做好的离开的打算。

他的决定完全符合他的爱情观——不爱便丢开。

萧军对萧红事无巨细的关心非常厌烦，他最初的理想是要去延安，去打游击战。

而萧红只是想安安静静地写作。

巨大的差异摆在面前，萧红痛下决心，选择离开。

萧红与萧军的这段关系，是一个女人的不断成熟的过程。

女人总是在爱情中慢慢学会了成长。

她从一个只知道躲在旅馆里写作怡情的少女，成长为一个有独立自主意识的女人。

不幸的是，她的成长并不能被爱人所接受。

这段在外人看来非常匹配的恋情就这样黯然谢幕了。

与萧军分开后，萧红迅速地与端木蕻良确定了关系。

时间之仓促，让周围的朋友们都质疑这段关系。

萧红与端木结婚的时候，已经怀了萧军的孩子。

她想到了流产，奈何月份太大，危险程度太高，只好作罢。

端木向家里隐瞒了这个情况，这才得以顺利结婚。

端木蕻良与萧军都是东北人，但两人的性情截然不同。

萧军豪爽坚毅，而端木性情软弱多疑。

萧红在上一段感情里，一直处于弱势被保护的地位。

这令她非常不满。

可是，在与端木的关系中，她得到了自尊心的强烈满足。

端木欣赏她，尊重她，承认她在文学创作中的成就。

她与端木的关系，成了她与萧军关系的倒置。

端木成了被保护者，萧红则是保护者。

刚开始，萧红确实享受这种“高高在上”，受人敬仰的感觉。

时间一长，她就开始受到了反噬。

战争开始了，大批知识分子开始逃难。

在朋友的帮助下，萧红得到了一张去重庆的船票。

但是，第二天出现在码头上的却是端木。

这也是端木一直被人所诟病的地方：他怎么能抛下大着肚子的萧红独自离开？

萧红只能再次等待救助。

就像她后来向朋友诉苦：

“我总是一个人走路，以前在东北，到了上海去东京，现在到重庆，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。我好像命定一个人走路似的------”

在重庆，萧红与端木重逢。萧红生下孩子，可是孩子在三天后死去。

萧红没有在外人面前流露出悲伤，这不禁让人怀疑孩子的死因，是否是一个母亲的残忍。

毕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带着孩子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。

萧红与端木过了一段时间的安稳日子。

可是，这段生活却让萧红更加疲惫。

友人曾经回忆，大腹便便的萧红在逃难的人群中，自己撑着伞，提着笨重的行李，举步维艰。

而轻装的端木，则拿着手杖站在一边。

萧红又回到了被男性支配的宿命中了。

而且端木一直在朋友面前否认自己与萧红的婚姻关系。

萧红一面要创作，一面还要照顾端木的饮食起居，甚至还会帮他代写文章。

长年的劳累加上本身体质弱，萧红在1938年就开始出现肺病的症状。

为了治病，萧红与端木逃到了香港。

不久，战火就燃烧到香港。

端木四处奔走，有时也只能留萧红一人。

幸好，萧红弟弟的朋骆洛宾基联系到他们。

在萧红重病期间，一直都是骆宾基陪伴左右。萧红一直担心端木会不告而别，留她一人。

她实在是无法忍受在异乡孤独凄惨地死去。

最终，端木还是没有走成。

在治病的期间，两人的矛盾越发地尖锐。

萧红认为端木只听医生的，不考虑她的感受。

这时，她想到了萧军，并且固执地认为如果自己打个电报给萧军，萧军肯定会奋不顾身地来接她。

从这里不难看出，萧红对萧军还是充满着依恋的。那段甘苦与共的岁月，扎根在记忆最深处，是无法改变的。

从骆宾基的回忆文章里，萧红不止一次地后悔与端木地草率婚姻。

那段婚姻更像是一种疗伤，一种逃避，而不是爱。

正如萧红自己说的：

“萧军的离开时一个问题的结束，和端木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。”

骆宾基曾经问萧红，为什么能和端木这样的人生活三四年之久。

萧红无奈地说：

“筋骨若是痛得厉害了，皮肤流点血也就麻木不觉了。”

和萧军的分开，是筋骨之痛；与端木的结合，只是皮肉之伤。

弥留之际的萧红，不停地叮嘱端木一定要在她死后，将她安葬在鲁迅的墓地旁边。

她说“半生尽遭冷遇白眼”，只有在上海与鲁迅相处的日子里，让她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

鲁迅先生就是萧红童年时期的祖父：慈爱、温暖、包容、善良。

漂泊半生的萧红在香港去世，由于乱世，端木还是没有满足她葬于鲁迅身旁的遗愿。

在男性世界里，萧红受尽了各种折磨：物质上的，情感上的，身体上的------

她没有退缩，没有消沉，在她31年的短暂生命里，用血写出了近百万字的炙热作品，鼓舞着后世女性勇敢向前。

“她以一己病弱的血肉之躯，承担了女性民族乃至人类的所有苦难。”